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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高官”特供“——从延安到中南海(图)  

2014-08-31 14:29:30|  分类: 视点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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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高官”特供“——从延安到中南海(图)

文章来源:  于 

特供的起源

“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,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,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‘大人物’,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‘享受’,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,对他们不惟没有爱,而且—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‘不安’的。”

这是1942年3月,在延安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,在目睹了延安“衣分三色、食分九等”的等级供给制度后,写下的文字。(王实味也因为《野百合花》被打入冷宫,胡宗南进攻延安时,王实味被组织大刀砍头。)

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“疗养食堂”,可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。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小白桦商店,苏共中央干部可以凭“特殊配给卡”,以低廉价格购买国内稀缺的食品和进口货。

1941年9月,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,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,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。比如,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“大中斜三“灶”,其中,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。

建国后,各式各样的“特供”有增无减,从政府出资运营的“菜篮子”,到依口味定制的香烟,到只为领导人制衣的裁缝,60多年来特供制度未曾间断。而对于很多人来说,“特供”,神秘而遥不可及。

特供的高度发展

1959年至1961年,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,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。

对享受“特供”待遇的干部,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。如“四副双高”(人大副委员长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,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)的标准是“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,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,每月供给鸡蛋6斤,白糖2斤,甲级香烟2条,食油、果蔬等适量。”

在困难时期,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,能做到特供保证,实属“不易”。据凤凰卫视报道,由于商品匮乏、食物短缺,中央令全国各地以“政治大局”为重,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,全力以赴支援北京。

改革开放后,食品短缺的情况逐渐不复存在。1980年代末,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高级干部特供点,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决定,规定“取消对领导同志的少量食品‘特供’”。然而,后来对领导干部的特供实际上并未取消,反而又有新的发展。34号供应部也仍然在为领导干部提供特供食品。

时至今日,已由二商局股份制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,每年还须承担北京70%的“特供”工作。以2009年全国“两会”为例,二商集团为“两会”共储备15大类 1191个品种食品,并筹措1404万元大宗商品,通过其下属11家单位,“特供”全市26家酒店。会议期间,34号供应部职工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,以实现“特供产品合格百分百、网点配送零误差、信息传递全畅通”目标。

在确保“特供”的同时,34号供应部也逐渐转向商业化经营。公司注册了“34号”的图形、数字和文字等商标,并推出自有品牌商品——作为“特供”机构存在的供应站,最终也汇入改革的洪流中。

食品特供——香山农场

比34号供应部更早的,是北京玉泉山附近的“香山农场”。

建国后不久,在历来被称为“皇家禁地”的北京玉泉山附近,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唱—“香山农潮建成,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,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。

在供给制年代,首长没有工资,大多在中南海西楼总特灶就餐。少数愿在自己家里吃的,由公务员打回去,菜肴变化不大。总体上是农场提供什么,就做什么。除了保证“五大书记”(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)的需要外,其他首长只能按照“先来后到”、多则多给,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。

进入薪给制年代,香山农场则以“真材实料”和“物美价廉”,来保证“(首长)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,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”的要求。

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,其规模也不断扩大,并在部队介入下,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——“玉泉山农潮。除了稻子和蔬菜外,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,栽种果树。

到了收摘季节,果品分为以、二、三级。以苹果为例:一级最好,专供首长;二级次之,供机关幼儿园;三级最差,供机关工作人员(包括首长孩子)。

有一年初夏,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,然而季节不对,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。因此,农场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,如苦瓜、青椒、木耳菜、南油菜、无籽小西瓜等等。对此,有人解释为“专供中的特供”,有的则戏称“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”。

1956年后,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。之后,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,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。

2011年,相关媒体报道称,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,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。农场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,水质、大气、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,主要以绿化食品生产为主。

香烟特供——“132小组”

如今,四川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,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,上面标有“2号”字样。

什邡是有近200多年种烟历史的晒烟之乡。然而,70年代最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为人称道的,则是当年为领导人生产特供烟的“132小组”。

由于原料缺乏,甲级卷烟在1960年也被列入特需供应范围,首先保证外事和国家重大活动用烟,其次是供应高级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。

范国荣,当年什邡烟厂的制烟工人。1964年秋,他收到所在什邡烟厂的书记的通知,“到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。”入选的成员一共四人,都是政治合格、技术过硬、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去了成都之后,他们才知道是要给贺龙造烟。

忙完了,四名师傅回到什邡。不久,党委书记又通知他们:毛主席平常抽的是纸烟,现在犯了咳嗽病,所以改抽雪茄。现在,咱们厂开始给毛主席制作雪茄。

接到任务之后,什邡烟厂共研制出35个雪茄配方,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。其中的1、2、13、33号成为选定产品,毛主席选定的是2号烟,属于味道较淡、食指般粗的中号雪茄。

1971 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为了确保毛主席的抽烟安全,供烟生产组从什邡迁往北京。由于给部分领导供应的是13号烟,给毛主席供应的是2号烟,生产组被称为 “132小组”。小组设在南长街80号,墙上拉着电网,门口有士兵站岗,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。“132”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,生产原料依旧由什邡提供。

给中央领导造烟,安全最重要。范国荣老人回忆,“当时我自己生产烟的那个小屋,安全措施非常到位,周围拉着钢丝网,进屋以后,特制的烟放在一个上锁的大铁柜子里,铁柜子里还有一个上锁的小柜子。逢年过节要放假的时候,门窗上都要上封条。”

1976年9月,毛主席去世,“132”在年底宣布停止生产,范国荣等人转成北京烟厂的职工,特供烟的生产交由北京烟厂负责。

值得一提的是,80年代,北京烟厂与中南海警卫局协商后,将当时为毛主席提供的卷烟起名“中南海”并注册商标,“中南海”由此走出了南长街80号。 
 

服装特供——红都服装

在公司大堂内,橱窗里放置着红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,其后写着, “1949·胜利者的选择。”(见题图)

半个多世纪以来,由“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”与沪上服装名店合并发展而来的红都公司,几乎独享了为中央领导人制衣的政治殊荣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国事交往、高层领导互访频繁化,领导人出席重要活动增多,着装得体显得十分重要。

1956年,中央办公厅决定,从上海把一些“红帮”裁缝调运到北京,组成“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师服装加工部”,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外事人员做衣服。“红帮”,因其为“红毛”(洋人)缝制洋服而来。

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后,12名红帮裁缝被选用。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,日常通信必须遵守保密制度,外出还要特别批条,按时回来再销假。

他们接到的首要任务,是在9月中共“八大”召开前为毛泽东设计合体的着装,让他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主席台上。

8月的一天,已是半夜12点,技术最好的田阿桐裁缝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中南海书房,他要为毛主席量体制衣。出于安全考虑,他只能站在毛泽东5米开外“目测量体”。但凭着丰富的经验,田阿桐一次目测成功。

根据毛泽东额头宽,脸庞大,身材魁悟的特点,田阿桐对传统中山装的款式进行了改造。他设计了一种新型衣领,将传统小领改为阔而长的新型尖领,并根据毛泽东脖子特点将领口增开到46公分。在裁剪上,为突出毛泽东身材挺拔,田阿桐特地将上衣前阔及后背做得稍宽,后片比前片略长,垫肩稍微上翘,中腰稍凹陷,袖笼也略有提高。

毛泽东对这样的设计非常满意,还特地拍了一张半身标准像。后来,这张标准像被挂上了天安门城楼,田阿桐由此包揽了70年代中后期毛主席所有的制装任务。

随着改革开放,中共领导人着装风向也在变化。

1983 年2月,胡耀邦与深圳市委、市政府同志座谈。他问道,“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?我赞成你们穿西装,因为你们要同外商打交道。”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笑着说,“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,我们才没有顾虑,胆子才会壮起来。”胡耀邦则回答,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。

其实早在1981年,田阿桐师傅就开始为胡耀邦制作西服。胡耀邦总书记是第一位请红都制作西服的中央最高领导人。红都技师为中央领导人制作的西服,通常采用平驳领、前襟两粒单排扣,显得干练庄重。

1984年后,红都走向大众,而在这之前,普通百姓是没有机会穿上红都服装的,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。

时至今日,“特供”可谓深入人心。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“特供”的批判,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“特供”的追捧。深谙此道的商家,则鱼龙混杂地打着“国宴专用”、“人民大会堂特供”等旗号敛财。取消“特供”,已成时代趋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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