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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问题困扰数千万中国家庭  

2010-02-07 08:35:51|  分类: 法律社会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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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问题困扰数千万中国家庭

2009-12-07 11:35:49 来源: 中国青年报(北京) 跟贴 433 条 手机看新闻

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。然而,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“四二一”式的家庭结构,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。“80”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,甚至更多,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。

养老问题困扰数千万中国家庭 - 如是 - 如是博客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。(资料图片) CFP供图

编者按 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、老人最多的国家,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。更何况,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。“未富先老”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,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。

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。然而,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“四二一”式的家庭结构,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。“80”后们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,甚至更多,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,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,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。

本报一直关注养老话题。此次报道从个案着手深入调查,试图展现当下养老问题的矛盾与冲突,以及人们的苦乐和无奈,以期引起各界更广泛的关注,共同寻求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。

群山环绕,绿树风吟,在北京北郊一幢幢度假村式的尖顶木头小屋里,住着一群老人。

老人们并不习惯欣赏美景。一个老太太在睡觉,蜷缩的身躯像个五六岁的孩子,在薄被下微微起伏,插着鼻管张大口呼吸。床头红色的“天线宝宝”玩偶,是孙辈带来的礼物。

一个老头整个早上专注于电视,画面上大片雪花,偶尔能看见人影。另一老头浑然不觉地敞开门,光身坐在特制的坐便器上,木然望着窗外。

这所取名“凤凰”的临终关爱护理院收治的,大多是失能(失去生活自理能力)老人。据民政部的统计,目前,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1.49亿,大约3000万以上的老人需要不同程度的家庭护理。其中,失能老人已经达到940万。

尽管社会养老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鲜事儿,但在信奉“养儿防老”的中国,把失能老人送进养老机构仍是很多家庭不得已的选择。

谁陪你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

尽管大家回避“临终”这个字眼,称其为“凤凰”或者“护理院”,但事实是,送到这里的老人大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。

家属们选择这里,因为“和大部分我们考察过的养老院比,这里专业、干净,风景也美”。但是老人们心中最美的风景,是能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。

住在“凤凰”的老工程师范荫桥思路清晰、乐观豁达:“我老了,腿出了点问题,暂时在这里养病。再过半个月,我就要回家了。”他比画着,详细描述了家庭的地址、物品的排列。家,好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。他对客人说,“你记好我家的电话号码,过段时间我就回家了。”

老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护理院并非人生终点。不过,护士私下表示,按老爷子的状态,不要说半个月,可能以后都回不了家。为了让老爷子情绪稳定,儿女们编织了善意的谎言。

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曾撰文称,对于失能程度较为严重的老年人而言,家庭护理的成本高于机构护理,而且机构式护理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。单纯从护理角度来说,机构护理是优化选择。

吴明曾对317位老年人进行的调查显示:82.56%的老人愿意在家养老,和亲人在一起;剩下选择机构式护理的老年人,有42.45%的人是因为“不愿意给家人增加负担”,15.49%的人是“家人太忙没有时间”。

但机构护理的唯一问题是缺乏亲情。这意味着,离开亲人的老人们必须适应护理机构孤独而标准的集体生活。

“一开始老人们都不习惯,就像幼儿园孩子入托一样。”“凤凰”的院长田忠范说,刚来的老人们都“闹得厉害”。

住在南向单间的宓延敏老太太嗓门儿很大,整个早上不停地唤护工,“来人,我疼,我疼。”护工来了,她却要求帮她拿出手机打电话。

“这是一个患有脑萎缩和重度骨关节病的老人。”田忠范介绍说,她儿女都很孝顺,但年纪都超过50岁了,没有办法在家护理。家属给老人配备了所有药物、零食,一切都准备得很周到。

不过,对有点糊涂的宓老太太来说,这些不够。她最重要的事就是打电话。电话还没通,她就嚷嚷,“萍儿啊,是萍儿吗?你快来看看我,快过来。”

空喊了几次,电话接通。一个女声问:“怎么了妈,出什么事儿了?”

除了“你来,你来”,宓老太始终说不出“像样的理由”,僵持了2分钟,她挂掉女儿的电话,换了一个号码:“小儿子好,他疼我。”

“嘟……”在安静的房间里,宓老太拨了三次电话,直到再一次听见“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”,她终于安静下来,崭新的手机滑落到护工手里。

护士说,其实前一天老人的儿子才来过,在这里陪了她三四个小时才走。“时间长了,她就能适应了。”

家庭不能承受的养老之重

如果让家庭承担这些老人,处境也许更为艰难。

住在另一家养老院的霍伟,曾经也是一样恋家。他去世前的周末,霍淑荣曾和姐姐合力将父亲带回家泡澡。老人像孩子一样请求说,“我在家,不走,行吗?”

“谁不愿意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呢。”霍淑荣说,如果老人生活能自理,一定在家养老。让父亲住养老院是无奈之举。

几年前霍伟患老年痴呆症后脾气暴躁,身边离不开人。哪怕儿女轮流,放弃手头所有工作在家照顾也很难:有时候家人出去买饭离开一会儿,回来就出问题。在家摔了好几回之后,五个儿女合计着,让老人在养老院里有人全天照顾着,或许能更好地度过晚年。

于是,那个周末,家人眼见着老人想回家,只能决定先让老人在养老院住着,每周都接回家洗澡,让他高兴。

在笃信“养儿防老”的环境里,一些人难以理解这样的选择。有人说,每个月花几千元钱在养老院,还不如请一个保姆,让老人留在家里。可是,像霍伟这样的情况,或者一些有精神疾病的老人,请保姆帮忙照顾也不现实。

一位罹患精神疾病老人的女儿说出了自己的苦处:“如今请保姆很难。保姆一看老人吃精神方面的药物就不敢来。而且能来的保姆又不一定专业负责,老人吃的药和吃饭一样重要,是一顿都不能落,时间和计量都要很严格。随便找一个怎么放心?”

“退一步说,如果请到保姆,老人和保姆很容易处不来。保姆一辞职,我就要放下所有事情,再找新保姆。三天两头这么折腾,怎么工作?”

照顾失能老人的家属还有说不出的苦楚。从外表上看,一些老人逻辑清楚,但实际上却已经糊涂了。有亲属来看望,例行问道:“中午吃了什么?”有的老人明明刚吃完饭,却说:“他们不给我吃饭。”

家庭护理失能老人往往夹杂着辛苦、繁琐、误会。那位女士表示,她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,差点把自己也弄得精神崩溃。

养老院可能是接收失能老人最合适的地方。可是,找一家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不容易。有的地方条件很好,却不收有精神障碍的、不能自理的老人;有些地方收治老人,但每月费用动辄过万;一些条件和价格都能让家属接受的,却存在现实问题:敬老院只提供生活护理,不具备医疗护理,很难满足老人的治疗需求。

霍淑荣说,儿女们都为父亲的养老去处奔波过,最后她选定了一家较有名气的护理院,条件不错、价格合适,离自己住的地方也很近,刚开始她还挺高兴:“有时候我一天去看他两三趟,和家里差不多。”

去得多了,霍淑荣发现,真想让老人住得舒服,除硬件设施外,护理工作也不容忽视。

她发现,一些护工要照顾三四位老人,经常把老人放在上厕所的凳子上去忙别的事情,说不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“这也不怨他们,在护理院干活钱少,事情又多,想让他们像自己家人似的照顾老人也不可能。”

不过,父亲总是抱怨护工:“她老抽我”、“一尿床她们就打我。”尽管霍淑荣明白父亲糊涂后说话未必是真的,“再说了,即使在家照顾,有时也免不了磕磕碰碰。”不过,她还是在养老院另觅了一个“放心的”男护工,再私下给护工每个月100元钱,就指着他能对父亲好点儿。

在家洗完澡没几天,在入住养老院24天,79岁的霍伟起床时心脏骤停。逝者已矣,更让她担忧的是未来:“我本打算以后和朋友结伴去养老院,可这事过后我真有点害怕。不过我只有一个儿子,以后让他伺候又不忍心。”

护理院进退两难

霍淑荣只盼着,将来国家要是能出一项政策,把所有护工都培训、分级上岗,她就安心许多。

事实上,对护理院来说,找护工也是件烦心事儿。“凤凰”的老总袁延京指着一张巨大的照片对记者说,“她们走得就剩一个了。”照片上是大半年前,七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护工,站在皑皑白雪中。她们在“凤凰”待得最短的,还没有坚持到一个月。

由于“凤凰”地处偏远,工资待遇也只有区区千把块钱,干的又是伺候失能老人的活儿,在北京几乎招不到人。“北京的孩子对这样的工作夹都不夹一眼的,父母也是宁愿养着白吃饭也不会让儿女干这活儿。”袁延京说,“凤凰”是吃了不少苦头,费了不少劲儿才了解到,护工必须从更为穷苦的地方招来。现在的护工都来自甘肃、湖南、四川的农村。

问题是,人是来了,能不能做好这份工作呢?田忠范说,做临终关怀的护工,心要至善,其他技术可以培训,脾气不好就没法子干。“到了这个阶段的人,情况比较特殊。如果没有耐心,那肯定对老人好不到哪儿去。”在护工奇缺的情况下,“凤凰”还曾解雇过一个人:护工给老人洗脚,就洗脚面,结果搞得老人脚趾之间臭气熏天。

另一个问题是,人来了,能留住吗?这些年轻的姑娘对北京的想象可不是养老机构。一个呆得最久的护工说,在“凤凰”一年,都没进过北京城里,而护理院和她们家里的山沟没什么区别,并且整天就这几个人,说个话儿都难,寂寞也能寂寞死。更重要的,在这里挣钱也不多,这一点是她们难以忍受的。“什么苦都可以吃的,多脏也受得了,但是挣不到钱,没法跟家里交代。”

据了解,一个护工在“凤凰”最初只能拿到800块钱,过一段才能升到1000块钱多一点。就是这点工资,在记者采访时,还出现了拖欠。因为“凤凰”面临财务危机。

对于袁延京来说,“凤凰”的日子非常难过。他甚至怀疑自己当初的判断和是否有坚持下去的必要。按照袁的账目,“凤凰”一个月的房租得8万元,加上3.5万的人头费和7万多的水电煤气费,七七八八算一起,至少得12.5万元。这需要50个老人入住才能达到盈亏平衡。然而,“凤凰”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,有时候十几个人,有时候二十几个人。“每天一睁开眼,就意味着好几千元没了,确实是挺可怕的事儿。”他曾经希望政府能够补贴一些。

为了节省成本,“凤凰”一度在伙食上做文章。可是,这很快就被家属发现了。“一星期吃五顿炒黄瓜,老人都怕吃饭了,真的说不过去。”连田忠范也看不过眼去。家属和袁延京对峙。袁发狠说:“这里不是五星级宾馆!”对家属而言,“凤凰”可以不是五星级宾馆,但是却也不能忍受老人吃不好。最终的结果是,6个老人迁出。“凤凰”的伙食也改善了。

这对本就艰难的“凤凰”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据了解,按照北京养老最新规划,在2020年之前,北京市要使90%的老年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,6%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养老,4%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。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表示,北京市在加快公益性养老设施建设,每年增加1.5万张床位的同时,试点由社会投资建设经营性养老设施。

然而,这个冬天对民营企业性质的“凤凰”并不乐观。瞻念前途,袁延京看着天花板说:“最多坚持到明年春天,如果还不见改观,就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砸进去了。”

这个消息对家属和老人来说也是糟糕的。它意味着,即使是这个不那么如意的地方也可能没有了。他们必须寻找下一个“栖息地”,而那也不是一段容易的旅途。

先行者的经验能否被复制

和“凤凰”的命悬一线不同,松堂的日子要好过得多。作为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,成立于1987年的松堂已进佳境:拥有良好的声誉、广泛的关系和可持续的收入。副院长朱林告诉记者,松堂走过的路,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在临终关怀,甚至是在养老方面上的抉择转变。“很幸运它能坚持到现在。”朱林说

成功者的发展也充满痛苦和挣扎

媒体经久的报道让松堂的故事早就广为人知。创始人李伟在当知青时,受到一位下放教授死亡的启示,决定把自己今后的事业放在临终关怀上。在头几年,中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医院。尽管存在着大量实际的需要,但家庭养老的漫长历史使中国人对家庭有着特别的渴望,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对中国老人而言,进养老院、临终医院,那几乎等同于被儿女和社会抛弃。

松堂的第一位“客户”是李伟的邻居。这位42岁妇女的生命处于乳腺癌晚期,家里人实在照顾不过来,经李伟动员住入松堂。四个月后,她在爱人的怀抱中平静地离去。之后,陆陆续续有类似的人、绝大多数是老人住进来。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松堂明显地感受到人们态度的转变。越来越多的北京人渐渐能够接受这种模式,而不再那么纠结于道德情感的羁绊。如今,松堂已经是世界上送走生命最多的临终关怀医院。

“当然,整个发展的过程充满矛盾、痛苦和挣扎。”朱林说,从松堂创办到现在,前后已经搬过七次家,最艰难的一次是刚搬到一半,社区的群众不让进驻了。几百人堵着门、路,要求晦气的“死人医院”迁走。“一个小伙子喊,‘要搬进我们社区里头,天天死人,我们这辈子也发不了财了,多晦气啊。’松堂没有办法,只能再寻地方。人们的不理解可见一斑。”

现在,松堂在北京市朝阳区拥有自己的院子,中式的楼房古色古香。记者采访时,松堂正在东扩新的房间。旧有的太过拥挤,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老人。“新旧房间加起来,最多可以接纳500多人,目前有近360名老人在松堂安家。主要是北京市本地的,也有山西、广东的,还有外国的慕名而来,主要是华裔。”朱林说。

这里不同于一般的养老院。看不到两个老人下棋的安静,或者一个老人读报的安详。记者所见是,20多个老人在看着一台电视。他们都坐在轮椅上,有的还被束缚带固定着,眼里并没有和节目交流的样子,也没有和旁人交流的迹象。坐在角落的一个老人突然大叫起来:“你们查过了吗?我得了什么病?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里?”没有人理她。另外一拨则试图合唱一首歌,但是每个人发出的音都不一样。

“在这里的人平均年龄超过81岁。”朱林说。

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

在医院的墙壁上有一些大幅照片,多是明星、官员等社会名流来访的留影。北京众多高校学生还经常来做志愿者,帮助医院照顾老人们。每一个房间还都贴着“××爱心小屋”的图片。有人认为,松堂的顽强不倒,跟李伟当初有一定的经济支撑和不放弃的信念相关,也跟他社会经营能力关系极大。他不仅拿出全部家当来“赌”明天,还成功地使松堂几乎成为临终关怀和养老的代名词。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,显然无法不重视这个问题,因为它正在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进入老龄化。

按联合国的标准,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%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。中国在2000年进入了老龄化国家。据统计,200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1.45亿,占总人口的11%,而且每年还在以3.3%的速度增加。到2050年,8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1亿。

中国社科院劳动所所长蔡窻说,未来中国的老年人口总量会是世界第一,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会是世界第一。养老无疑将是中国即将承受之重。其中,高龄重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更是未来养老问题中的难点。

不久前,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,中国的全国失能老人940万,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。他表示,由于缺乏社会护理,一个失能老人最少影响两个家庭,所以中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家庭被失能老人的护理问题所困扰。

事实上,在松堂起步发展的时候,中国政府和社会也在逐步地考虑养老问题。早在1992年,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就说过:卫生部准备将临终关怀作为我国医疗卫生第三产业的重点之一,列入事业发展规划,促使其健康发展。2004年,国内有的地区医院评审标准中新增了临终关怀的内容,从政策导向上予以重视。

上述事实在朱林看来,意味着松堂的事业前景是无限的。工业化的车轮隆隆而过,即便是深受儒家慎终追远、衷心哀悼熏陶的中国及东亚国家,也抵制不住这个时代公式化的死亡处理程序。正如著名的精神医学与死亡学家伊莉莎白·罗斯在她的《死亡与临终》中说的:“一件最后重要的事是,今天的死亡过程在许多方面都是更为可怕和令人厌恶的,就是说,更加孤独,机械化及非人化……死亡的过程变成孤立而缺乏人情味,绝症患者被迫从自己熟悉的环境中运出,匆匆忙忙送到医院。”在这个过程中,人们所能做的是让死亡变得有尊严一些。

松堂,类似松堂的组织,干的正是这个。

专业人才缺失困扰养老行业

先行者的优势是较早摸索到行业规律性的东西。朱林说,养老的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,尤其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使它变得更为急迫,“四二一”的家庭构成注定了家庭难以承受养老之重。然而,中国社会对社会化养老准备尚不足,这个行业有很多东西还远没有弄清楚。“比如如何照顾老人,让他们能够接受进而享受在养老院、临终医院的日子,这是很难的。”

进松堂的老人中,起初不少是非常抵触的。“就像你刚才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个老奶奶那样,不接受这个现实。他们往往会有被抛弃感,有的还变得很有攻击性。”有个志愿者曾经靠近一个爷爷,想和他说说话,结果那个爷爷拿起手边刚沏好的热茶泼在小伙子身上。“老人和一般的成年人不同。”朱林说,现在最急缺的是研究老人心理学的人才。“有研究青少年心理的,有研究婚恋心理的,但研究老人心理学、分析他们精神需要的很少,这方面的实用人才就更少了。”松堂最缺的是心理医生。

不过,李伟对老人心理的观察力是较强的。他在《每天拥抱死亡》中记述了多个老人的故事,其中展现了他和老人交流沟通的才能。这也被认为是松堂成功的要诀之一。目前,松堂基本上认定,老人入住后的15天内是非常关键的。不管是对老人,还是对家属,15天都是个坎儿。老人入院和孩子入托一样,家属天天来看,未必就好。

另外,朱林说,不管养老也好,临终关怀也好,护理队伍是极为关键的。和“凤凰”的田院长强调护理人员要有善心不同,朱林强调,护理人员还要有感情的免疫力。要有善心,是因为这份工作非常辛苦;要有感情的免疫力,是因为经常要直面生老病死。人间的悲喜剧不停上演,如果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,这份工作是做不长的。“曾经有一个护工,和老人朝夕相处,感情很深,老人走了,悲伤得不行,这就不适合了。既要有情,又不能那么有情,其中的关系确实很考验人。”正是如此,护理人员的流动性是最强的。这和“凤凰”的情形是一样的。

再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,如何有体系地保障老人的权益,或者说在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和威胁时得到规则的支持,而不仅仅依靠管理者和护理者的良心,尚难有答案。记者看到,不管在“凤凰”,还是在松堂,家属和管理者在收费和服务质量上的博弈,是目前唯一的平衡办法。朱林对此也表示担忧,“规范其实对双方都是保护。”

问及个人的选择,上有八十老母的朱林说,他们兄弟姊妹四个在家里供养老人。“你是否愿意老人住养老院或者临终关怀医院?”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我们应该尊重老人的意愿,让他们和自己生活在一起。在家庭无法承受,救助也无意义的情况下,我也会把老人送来。” (本文来源:中国青年报 作者:白雪 董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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